父亲杨武之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在该校研究生毕业。此后他于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开始同李政道合作。当时的院长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1966年以后，他长期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立并主持该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他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以他们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后二人因排名先后的问题交恶。1962年因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两人正式决裂。杨振宁七岁的儿子杨光诺曾说，“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1989年他写给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向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吴大猷覆信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truth是不能永远掩盖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truth慢慢的展现出来。”

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1980年杨振宁获得拉姆福德奖(rumford)，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杨振宁现居于北京清华大学。杨振宁的结发太太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20__年10月因病过世。

20__年底至20__年初，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离异)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年度人物事迹篇2

今年9月1日，顾诵芬看到即将创刊的《问天少年》刊样后十分赞赏，并为杂志题词：“愿《问天少年》普及航空航天知识，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人才做出很大成绩。”

“中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虽然退居二线，顾诵芬仍在思考如何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中国航空工业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堪当重任的年轻专业人才队伍。

如今，顾诵芬每天要定时吃药。8年前他被诊断出直肠癌，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给他送书刊，看到有用的文章会嘱咐同事推荐给一线设计人员。“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顾诵芬说。

在顾诵芬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个近2米长的书桌，他常用的航空科研书籍、放大镜等全放在上面，书桌后面的书柜里装满各种专业书籍。屋子里每一个细节，都在无声地告诉每一名到访者：这里的主人是一位科研老兵。

喜欢学习，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活到老，学到老。”这是顾诵芬对自己的要求。他熟练掌握英、日、俄、德四门外语，更练出了过目不忘的本领：办公室像一座“书的森林”，他能记清楚每本书的位置和内容;引用数据常常只凭记忆，他被同事们称为“活图书馆”。

在同事们眼中，顾诵芬是一位天赋超群的学者——黑板上一串串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他不用教材就可以为大家讲解。

顾诵芬的保障医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医疗保障中心路盈，在与顾诵芬相处的日子里，听的最多的话就是“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谈起在航空领域获得的荣誉，他说的最多的是“惭愧，我也没做什么事……”

当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整合起来，我们感受到一位科研老兵的大师风骨，他影响的不是某个人，而是这个时代的航空人。

90多岁的人生，70年的科研生涯，顾诵芬的经历，见证着新中国航空工业从创立到强大的70载春秋。

“顾诵芬参加工作之时，恰逢新中国航空工业创立，他是我国航空工业近70年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他始终践行着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践行着航空报国精神，担当着航空强国使命，他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蓝天，献给了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周国强说。

年度人物事迹篇3

1947年，14岁的朱彦夫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1950年12月初，朱彦夫奉命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在长津湖二五〇高地，他所在连队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与装备精良的敌人血战三天三夜。

朱彦夫在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里回忆：“在这个已被大雪封死的二五〇高地上，在全连覆没的前沿交通壕里······居然有一条正在极缓慢地复苏着的生命。”朱彦夫凭借着惊人的毅力，一寸一寸地爬行了3000多米，找到了部队。

昏迷93天、手术47次后，朱彦夫奇迹般地醒了过来。然而，惨烈的战斗让他的躯体受到严重伤害。

朱彦夫数次陷入绝望，但想到战友的牺牲，他决定将生命投入到他们未竟的事业中。作为特等伤残军人，朱彦夫没有继续住在荣军医院，而是选择了回乡。

学会生活自理，是他要攻下的第一个“堡垒”，与疼痛斗争，成了朱彦夫的生活常态。

一开始，残臂刚夹起勺子，勺子就掉了;用嘴衔起勺子，又把碗碰翻了;终于舀上了饭，刚要低头张嘴，勺子又掉了下去。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上几十次、上百次。每吃完一顿饭，他都累得精疲力尽。

一次次练习中，朱彦夫学会了自己吃饭，又学会了捆绑绷带、装卸假肢、如厕自理……“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生活里的一切都不用别人帮，我自己做。”朱彦夫说。

“人活着，就得奋斗”

1958年，朱彦夫担任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扛起带领乡里乡亲过上好日子的重担。

张家泉两山夹一河，耕地零星分布在山坡上，干旱贫瘠，产量很低。遇上自然灾害，就连年歉收。

脱贫需要改地。张家泉村有一条荒废多年的沟，南北长千余米，沟顶沟底落差上百米。朱彦夫决心改造它。上面填土造地，将农田连成片;下面造起涵洞，供汛期泄洪用。

朱彦夫天天泡在工地上，用两只残臂夹着铁锹，一点一点培土。张家泉人在他的带领下，建成了1500多米长的暗渠，这条长期荒着的沟，成了平展展的耕地。当年，张家泉就增产粮食5万多斤。几年下来，朱彦夫又带着张家泉人将其他几处荒地变成沃土。

在朱彦夫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20多年里，张家泉村填平了3条深沟，新增粮田200多亩;先后打出9口水井和3眼大口井，修了1500米水渠。

整山造田、打井找水、修路架电······张家泉村在周围村庄中创下多个第一。

“人活着，就得奋斗;奋斗着，就是幸福;奋斗不止，幸福就不断。”朱彦夫说。

“信念不倒，精神不垮”

1982年，患肝炎的朱彦夫从村支书岗位退下来。卸任后的朱彦夫有了新的目标，他要把战友们的英勇奋战写成书。衔笔写字、翻阅字典，这并不比学吃饭穿衣、打井整田容易多少。

要想写书，先得练习写字。他摸索出用嘴衔笔和臂上绑笔两种写字方法，从写出碗一般大的字到麦粒般小的字，朱彦夫花了两年。

写作期间，朱彦夫前后翻烂了4本字典。开始时，一天最多只能写几十个字，有的字还要重描多次才能让人认清。但他坚持着，经常一天写十几个小时。这位老战士，硬是用舌头查字典，写出了33万多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此后又写下《男儿无悔》。

直到今天，每当朱彦夫回到张家泉村，老百姓依然会聚集到他的身边。年长者要与他叙叙旧，中年人要和他讲讲村里新变化，青年人要看看这位传奇人物的模样。

2014年，村中建起了“朱彦夫事迹展览馆”，目前已接待各地学习访问团数百个、学员数万人，成为当地重要的教育基地。

从拿枪杆子，握锄把子到用笔杆子，历经百般磨难，朱彦夫从未向命运低头。回看过去的人生，朱彦夫说：“我不相信命，更不相信运。我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党!只要信念不倒，精神不垮，什么都能扛过去!”

年度人物事迹篇4

我们学校这段时间组织学习了张桂梅同志的先进事迹。张桂梅同志是边疆民族贫困地区教师的优秀代表，她的事迹平凡而伟大，思想朴实而闪光，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展现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和共产党员的时代风采。张桂梅同志的先进模范事迹，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道德情操，充分体现了她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

张桂梅同志参加工作30多年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深深扎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她身患多种疾病，却常常超负荷地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上;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精心研究，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和民族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因材施教，进行素质教育，总结出一套适合民族贫困山区教育特点的教学方法，教学成绩突出;她没有子女，生活节俭，把自己一天的生活费控制在3元以内，而拿出自己绝大部分工资接济困难学生，给没有学费的学生垫交学费，带患病的学生去看病，天冷了给他们添置衣被，把母亲般的慈爱全部献给学生和孤儿;她不仅生活上关心学生，而且积极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健康的业余爱好，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地关爱他们，与迷恋网络的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精心引导，细心照顾，使他们戒除了网瘾。张桂梅为之苦苦追求的梦想一天天成为现实，她让伟大的母爱在奉献中不断延伸。作为一名战斗在一线的教师，我觉得和她相比较我深感惭愧，学习了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后，我决心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进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教书育人，培养一批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年度人物事迹篇5

樊锦诗先生围绕守一不移、担当使命、探索进取、永远在路上四个方面，结合亲身经历，详细介绍了一代代莫高窟人为传承弘扬敦煌艺术瑰宝做

出的探索和努力。同时还与大家分享了她眼中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敦煌莫高窟和“莫高精神”。讲座深入浅出、内容丰富生动，让广大领导干部对于初心使命和“莫高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敦煌市领导干部学习先进榜样、普及敦煌文化知识的热情。梁建明等领导

在敦煌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实况。据了解，樊锦诗先生自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敦煌莫高窟，50多年扎根大漠，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荣誉称号。荣获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中国文物保护领域终身成就奖、薪火相传终身成就奖等荣誉称号，同时，还在前不久获得了第四届

“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它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来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

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莫高精神’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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